電子監管碼對于印刷企業的商機與危機分析

2007年末，國家質檢總局相繼發布了《關于貫徹<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安全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實施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的通知》和《關于做好重點產品質量電子監管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列入《首批入網產品目錄》的9大類69種產品在2008年6月底前必須實現賦碼上市；2008年1月，國家質檢總局公布了《首批中國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網可變條碼標簽印刷企業名單》，47家印刷企業名列其中，《電子監管碼印刷企業管理辦法》隨之出臺；2月，國家質檢總局根據產品質量電子監管實施情況發布《關于2008年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網推進工作部署的通知》，對賦碼方式和上市時間進行了調整；4月，《第二批賦碼印刷企業推薦名單》出爐，56家印刷企業映入眼簾；6月，國家質檢總局向各省局和中國印刷技術協會、中國印刷及設備器材工業協會發出《關于報送第三批賦碼印刷企業推薦名錄的通知》，可謂腳步匆匆。
“一袋假種子，曾經讓一年的辛苦化為泡影；一瓶假酒，曾經讓五彩的世界陷入黑暗；一桶假奶粉，曾經讓孩子的微笑成為記憶”。7月，劉德華悲傷的眼神讓大家記住了電子監管碼，也記住了那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電子監管碼，一掃就知道”。
但似乎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簡簡單單“一掃”的背后，有多少印刷企業為之“消得人憔悴”。
商機還是危機
這是一道過于簡單的比較題。一邊是食品、家用電器、人造板、電線電纜、農資、燃氣用具、勞動防護用品、電熱毯、化妝品9大類69種產品所涉及的8.7萬家企業，數以億、十億、百億計的產品所產生的強大需求，一邊是寥寥百余家賦碼推薦企業，算上目前國內擁有可變條碼印刷技術的印包企業也不過幾百家。很明顯，生產能力還遠不能滿足如此龐大的電子監管碼印刷需求，而這些數字都仿佛是在向印刷企業宣告：商機來了。
設備商的商機
毫無疑問，設備商面對的商機是最大的，生產企業、印刷包裝企業會根據不同需求選購可變條碼噴印機、激光打印機、熱轉印打印機、數碼印刷機等，價格從十幾萬到幾百萬元不等，設備商的身影頻繁見諸大大小小的電子監管碼推介會上，他們大都在2007年底就開始加強銷售，也如愿迎接到“很多客戶前來接洽”。
票據印刷企業的商機
面對電子監管碼，已經掌握可變印刷技術和保密數據管理經驗的票據印刷企業躍躍欲試。2007年全國實現賦碼的產品中，約有37%～42%采取了貼標的方式，正如一家票據印刷企業負責人所計算的：“若讓每個企業生產100億枚統一的電子監管碼標簽，每個標簽賣2分錢，企業就有2億元的收益。”這對正在面臨“僧多粥少”局面的票據印刷企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隨著在電子監管碼的市場里涉水漸深，大家對“商機”的理解也有了疑問。“有人說這對票據印刷企業是一個機會，我看他們是沒吃透才會說這種話。”一位老總直言不諱地指出。就連設備銷售人員也說，“我個人認為，票據企業不適合干這個。他們和監管碼唯一的契合點就是有號碼的管理和條碼打印設備，但從印刷方式、管理方式、業務范圍等方面看，他們都不適合做監管碼，除非是既有票據又有包裝的綜合性企業”。
而且，如果真的想在電子監管碼領域有大作為，就意味著票據印刷企業轉型到一個全新領域，但有專家提醒切莫貿然行動，“票據印刷企業要進入包裝印刷領域，須謹慎考慮，而進入不干膠印刷領域較為可行”。
標簽印刷企業的商機
“在票據、標簽、包裝印刷企業三者中，標簽印刷企業更適宜進入電子監管碼市場。票據印刷機本身對紙張的厚薄要求和噴碼的要求都不同，不像我們標簽印刷企業這么靈活。我身邊一個包裝印刷企業也嘗試著去接觸過，但他們核算之后發現這樣的投入是非常不劃算的。”鄭州暢祥印務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利民舉例說明自己的觀點，“一個高檔酒盒的成本是5元，噴碼過程難免會有一定的損耗，而且目前損耗率還比較高。一旦發生損耗，盒子就報廢了，不管是印企還是最終客戶都無法接受這個成本。而損耗一個標簽也就是一兩分錢的事情”。
一直從事可變數據印刷、主要印刷防偽標簽的暢祥印務在電子監管碼的市場里如魚得水，因為這正是公司的強項。“聽說廣東那幾家印標廠忙得交不了貨啊！”從論壇上的這句留言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暢祥印務的感受的確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標簽印刷企業。
包裝印刷企業的商機
也許很多包裝印刷企業都將電子監管碼視為麻煩，而非商機。不過，試想包裝企業如果能在電子監管碼的推廣初期就具備了生產資格和能力，一定會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事實上一些先期已經進入電子監管碼市場的包裝印刷企業也的確得到了客戶群壯大的回報。從長期考慮，進入電子監管碼市場的過程同時也會變成包裝企業提升數字化水平、規范安全生產管理的過程，這些都會在日后幫助企業構筑堅固的競爭壁壘。
危機
商機，的確有，但并非無條件。貼有貼的苦、印有印的難，一張張小小的條碼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在印刷企業頭頂。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十余家印刷企業負責人中絕大多數都對電子監管碼業務的推進抱有“非樂觀”的謹慎態度，甚至包括那些早已名列賦碼印刷企業推薦名單的，頗有幾分“問君能有幾多愁”的味道。
“難道用‘人海戰術’不成？”山東一家藥包印刷企業負責人無奈地說道。目前，小批量的貼標暫時還不成問題，這已經在幾家賦碼推薦企業中得到了證實，但對于那些生產規模較大的包裝印刷企業來說，悖論產生了—產量越大，虧得越多。上海煙草包裝印刷有限公司總經理俞志康提出了相同的疑問，“我們一年大概生產13億只盒子，假使一名工人一天能貼1000個標簽，需要多少人？”這個數字太難想像了。
由于相關政策并未針對在哪一個環節實現賦碼做出明確規定，所以一旦采行貼標的方式賦碼，產品生產企業與包裝印刷企業之間的協調問題便首先提上了案頭，山東那家藥包印刷企業負責人覺得，“貼標的工序應在藥廠完成，但是藥廠處在主動地位，印刷廠處在被動地位，不好協調”。另外一位企業負責人也深有同感，“不能因為貼上了電子監管碼就提高最終產品的價格，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上游企業很可能將賦碼成本消化在印刷企業中間，可我們本來就是微利生產了”，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難道‘大海里撈針’不成？”，這位藥包印刷企業老總再一次嘆氣。“不論是印刷完成后貼標，還是模切、糊盒后貼標，都涉及到如何進行電子監管碼的漏碼與檢測的問題。”貼上電子監管碼后的數億個盒子就像森林中密密麻麻的樹葉，沒有任何兩片的紋路是一模一樣的，“后續檢測與監控的工作量會非常大，或者說壓根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不安與焦慮并非個別現象，對于一家大型包裝印刷企業來說，如果決定引進噴碼設備，至少要幾十臺才能與印刷設備相匹配，前期的投資就是幾百萬元，而且目前可選擇的設備還并不多。“設備的投入只是第一筆費用，稍好一些的噴頭，清洗費用都很驚人”，郭利民稱，“可變條碼噴印機每年需要清洗兩次，每次單頭清洗費用接近7萬元，我們的設備上有14個噴頭，可買一臺設備才幾十萬元。高額的維護費用再加上相關耗材的成本高居不下，使得投入產出比降低，投資回收期遠比我們想像得要長很多”。
退一步說，即使噴碼設備有了，電子監管碼印刷的技術瓶頸仍然存在，“印刷機的速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連線印刷時噴碼設備與其在速度上很難匹配”。或許正因為如此，目前電子監管碼脫機印刷的情況較為普遍，安徽一家印企相關負責人介紹，“離線操作中同時開啟4臺賦碼設備，才勉強跟得上印刷機的速度”。因為需要賦碼，整個生產流程都將面臨著重新規劃和安排，上海一家包裝印刷企業的負責人也提出了同樣的困惑，“我們的產品種類不少，幅面各異，安裝多少個噴頭合適？”
技術制約成本，速度對抗效率。重重矛盾之中，印刷企業該如何抉擇？[next]
變亦或不變
在采訪中我們了解到，大多數印刷企業都希望了解同行們在賦碼印刷方面是怎樣想、怎么做的。是先發制人？是厚積薄發？還是靜觀其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先行者
在電子監管碼的印刷中，先行者積累起來的經驗或許是它們無可比擬的優勢所在。“兩年前電子監管在河北做試點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加入了”，安慶市獨秀包裝有限責任公司雷經理介紹道，“河北國欣種業的塑料種子包裝就是由我們生產的，采用熱轉印的方式印刷電子監管碼”。
面對印刷的產能能否與噴碼的產能相匹配的問題，已經承接了電子監管碼業務的北京多彩印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孟志文在接受采訪時談到，“我們覺得沒什么困難。裝多少噴頭取決于業務的多少，如果源源不斷，就多裝唄，20個、30個都沒有問題；如果活少，就少裝噴頭，多走幾遍”，孟志文認為在市場導向、利益驅動的前提下，一切都不是問題。“企業不就是講一個效益嘛，我相信如果市場有這個需求的話，就會有成千上萬的印刷企業追著去做”。
隨著電子監管的深入推進，兩批賦碼推薦企業名單相繼確定。多家印刷企業均透露，增加賦碼印刷業務后，有很多新客戶出現。但這并沒有令它們松口氣，新客戶的增加讓北京印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印刷一廠已經出現了產能不足的問題，重慶鴻海印務也在考慮是否應該擴大業務范圍，安慶市獨秀包裝有限責任公司則表示，目前需要加印電子監管碼的業務還只占總業務量的30%左右，隨著賦碼企業的增多，不確定以后是不是還需要增加設備投入。各種難題如期而至。
蓄勢者
以酒標為主營業務的廣東萬昌印刷包裝有限公司在通盤考慮的基礎性上，引進了賦碼印刷設備，同時對現有印刷設備進行了改造。浙江新大印刷有限公司的核心業務是為藥品生產企業提供包裝印刷服務，每天有上百萬個紙盒出廠，公司負責人雖然早就了解電子監管碼是怎么一回事，但慎重起見還是緩行半步，前不久也預定了噴碼設備。另外，新雅投資有限公司、曙光印業集團有限公司、富康包裝印刷有限公司等知名印刷包裝企業都為申請賦碼印刷企業資格做足了功課。
“據我了解，目前很多包裝印刷企業都在準備上數字印刷設備”，細心觀察市場的人早就察覺到了蓄勢者的動作。
觀望者
目前來看，靜觀其變的企業不在少數。“主要是技術上難以實現，所以沒辦法制定具體方案”，杭州中糧美特容器有限公司胡經理解釋道，“特殊承印物限制最小賦碼單元，易拉罐類的產品目前還只能在外包裝紙箱上賦碼”。
上海煙草包裝印刷有限公司總經理俞志康則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夠讓企業平穩進入緩沖期，避免太大的震動，這樣統籌安排的余地也會大一些。
“國家質檢總局的人會來調研，可能也會深入部分企業考察，所以大家也都在觀望這個政策能實現到什么程度”，一位被訪者點出了一些印刷企業在賦碼印刷方面駐足不前的又一個原因。如此一來，即使政策出現變動損失也不會太大。
“如果客戶提出要求，我們可能會先采用貼標的方式作為過渡”，非按兵不動，是伺機而動。很多企業在觀望的同時也琢磨好了損失最小的退路。
也許今后將無法在市場中占據最有利的地形，但觀望者愿意抓住下一個機會。
破立之道
總體來看，賦碼印刷讓印刷企業頭疼的地方一是技術難題，二是成本激增。有人說，“任何技術問題都是能解決的，這只是金錢的問題”，這不無道理，如果不是成本制約，推廣同樣能夠對產品實施全程跟蹤的rfid技術不是也能行得通？不過，成本的突破最終還是得由技術來完成。
“其實我們不太懂技術”，這句話出自一家包裝印刷企業老總之口。當下，專業化的分工越來越細，設備商的技術支撐越來越強大，結果就是我們的印刷企業似乎沒有什么機會接觸到核心技術的環節，所以當賦碼印刷遭遇技術難關的時候，很多印刷企業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問題應該由設備商來解決”。
北京德記膠粘標簽印刷有限公司發揮專業標簽企業優勢，研發出集電子監管碼、合格證、衛生封口于一體的蓋頂封口標簽，既履行了監管功能，又節省了合格證及原蓋頂衛生墊片材料，大大降低了成本。它的經歷告訴我們，印刷企業更需要從內部攻破技術瓶頸，尋找立足的空間。
電子監管碼的直接印刷是政策的最終要求，包裝印刷企業還得在可變數據印刷技術方面痛下苦功。“多年來我一直主張包裝、防偽一體化”，孟志文的話或許向我們昭示了一種技術發展的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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